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，留下了无数辉煌的艺术与文化遗产。想要深入了解古代历史，除了依赖先人所编纂的史书与文献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出土文物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这些文物多出现在古代帝王的墓葬中。无论是埋藏在棺椁中的珍品，还是随葬品，它们都能帮助我们更生动地复原那个时代的面貌。
然而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许多古墓并未能安宁长眠，它们的重见天日往往发生在不适宜的时刻。由于技术不够先进等因素，这些宝贵的文物常常在挖掘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因此，很多人主张应避免主动发掘这些地下遗址，尤其是皇帝的陵墓。
但吴晗与郭沫若对此却置若罔闻，他们坚持进行明朝帝王陵墓的挖掘，尽管定陵被毁之后，再没有皇陵被挖掘。也因此，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“耻辱架”上。
1909年，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继位的一年，那时的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，岌岌可危。就在这一年8月11日，吴晗在浙江义乌出生。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吴晗的家庭条件可以算作中上层水平。父亲是前朝的秀才，这也为吴晗从小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。
展开剩余84%天资聪颖的吴晗自幼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且表现出色。12岁那年，他就被送往金华中学学习，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了。在这里，他不仅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，还在思想上受到启蒙。
由于时代变迁，吴晗在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深造，而是回到家乡教书，以帮助家计。然而，他并未就此停下求学的脚步，而是在教书之余继续自学。两年后，他前往上海并顺利考入大学。在求学期间，吴晗对中国历史，尤其是明朝历史形成了独到的见解，并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胡适的高度评价。
然而，或许吴晗自己也没有预见到，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热爱，最终将他引向了一个充满争议和错误的决定。
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我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。由于战争初期的严峻局势，许多高等院校被迫迁往西南，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大。吴晗也成为了联大的教授。随着战局愈发严峻，吴晗决定投身革命，离开了教授的岗位。不容忽视的是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吴晗在文化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吴晗被任命为民盟委员，逐步走向了政坛。很快，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，开始担负起更多的责任。在这一时期，吴晗依然未曾放弃对史学的研究，尤其是他钟爱的明朝史。
然而，担任副市长后，吴晗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——他决定挖掘明朝的帝王陵墓。
作为副市长，吴晗主要负责北京市的文化教育工作，而他本身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明史专家。北京，作为明朝的首都，成为了他实现历史研究梦想的“得天独厚”之地。于是，吴晗以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为理由，提出了挖掘明朝帝王陵墓的计划。
对于新中国而言，挖掘古代帝王陵墓并非小事。因为这需要调动大量国家资源，且此类工程需要提前申请批准。于是，在1955年10月，吴晗与当时的博物院院长郭沫若商讨开掘明朝长陵的事宜。郭沫若表示支持，两人达成一致后，便开始准备实施。
然而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愿，吴晗的挖掘计划遭到了许多质疑。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及众多考古学家，包括吴晗的老师，都提出了强烈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，新中国刚刚起步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挖掘陵墓对于当前的国家发展并无实质性帮助。同时，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，能否妥善保护出土文物也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，若不谨慎，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
然而，吴晗并没有听取这些反对声音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认为自己和团队足够专业，不会对陵墓造成损坏。于是，吴晗与郭沫若成立了“长陵发掘委员会”，并在全球的瞩目下，开始了对定陵的发掘。
两年后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定陵终于被打开。当地下的宫殿和大量陪葬品被人们一一发现，令人惊叹。此次发掘不仅揭开了明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，也为研究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然而，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争议。
最初的争议便出现在挖掘的过程中，由于长陵作为帝王的最终安息之地，安全性非常高，且入口非常隐蔽。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探测技术，考古队在长时间内未能找到入口，这让外界产生了质疑：这是否意味着“盲目挖掘”，是否会对陵墓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？
尽管如此，吴晗领导的团队并没有放弃，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定陵的入口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为了弥补前期时间的浪费，吴晗竟雇佣了大量民工进行开掘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众多丝织品等文物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而遭到破坏，有的丝织品甚至触碰后瞬间化为灰烬。
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诩钧及其皇后的陵墓。万历帝的奢华在历史上有口皆碑，他亲自主持修建了这一豪华的陵寝。墓中不仅有大量的丝织品，还有凤冠、金冠等极为珍贵的陪葬品，甚至有五百多块宝石等珍品。然而，由于当时保护技术的局限，许多珍贵文物在开掘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损坏。
最初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及时反映。直到1959年定陵正式展出时，许多问题才暴露无遗。历史专家们发现，许多丝织品遭到损毁，甚至在展品装裱时出现错误，部分物品被装裱反了，相关负责人对此推诿责任，态度令人愤慨。尤其是那些执着于历史研究的学者们，他们难以忍受中华文明遗产被如此草率对待。
此次挖掘，导致了大量文物的毁坏，包括古籍和丝织品等。定陵的挖掘，不仅让我们丧失了部分珍贵的文物，也让吴晗与郭沫若两位曾主张此举的历史人物，永远成为了文物破坏的罪人。
此后，郭沫若甚至打算效仿此举，挖掘秦皇陵，幸亏当时周总理坚决回绝，并下令“十年内不开帝王陵”，这才阻止了一场更大的灾难。如果当时真的让郭沫若挖掘秦皇陵，后果无疑将更加严重。
从那时起，我国再也没有主动进行过皇陵的挖掘。而吴晗与郭沫若所犯下的错误，也成为了历史的教训，深刻警示着我们在面对文化遗产时，必须更加谨慎、尊重与科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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